其实，毛泽东诠释的实事求是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
这一生命存在的达成，就是圣者天地境界的实现，我应以此为终极期许：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同上，第234页）人的奥秘，在天那里。
一体兼此终始，此鬼神之会也。千葩万蕊争红紫，谁识乾坤造化心？（朱熹，第贰拾册，第285页） 为天地立心，其第一层的内涵，依张载之见，就是在立天地之道的意义上立作为宇宙大化根基的天地的好生大德。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圣人合德于天而成其为圣，我完全也可透过合德于天的笃实努力而成我之为圣。为天地立心的是我，我透过针对立天地之道与立人之道双重意义上的涵括体认认知与躬行践履两个方面的知行并重的积极作为，令自身迈向了作为人的应然生命存在实现的历程。
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降及汉代，因孟喜、魏相、焦赣、京房、《易纬》等的大力推阐，阴阳的消长交感化生之道，被解读为易学所开显的根本大道，由此确立起以探究阴阳二气消息、物候节气时序交替、万事万物生化为中心的卦气说的易学大语境。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
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希望解决儒学本身的正统地位问题，即在佛、老思想大盛时期，强调只有儒家才能够代表中国思想文化的正统。故而以内圣之道、心性之学为核心的道统论成为两宋学术思想界的主流，宋代士大夫群体正是这一内圣之道、心性之学的承担者。不是礼法制度塑造良知德性，而是良知德性决定礼法制度。而到了以《四书》为经典依据的道统谱系中，《四书》原典的作者主要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儒家士人，而注释、解说《四书》的是宋代儒家士人如周敦颐、二程、杨时、谢良佐、朱熹等。
但是，到了魏晋、隋唐以来，外来的佛教在社会各个不同层面产生深远影响，佛、道两家与儒家并起而呈鼎立之势。而且，朱熹进一步从儒学的经典文本、授受脉络、思想内涵三个方面，全面确立了新历史时期的儒学道统论。
另一方面要承担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责任，既要坚持以师的身份引君当道，还要以士大夫身份治国以道。与此同时，他明确将自己作为这一个道统脉络的继承者，其实也是将北宋其他学派排除在道统脉络之外。以《四书》为经典依据的道统，必然是以教帅治、以师教君，士大夫以道教天下的文化过程、教育过程，也就是道统天下的政治过程。这样，在汉唐《六经》体系中，作为儒教核心理念的是礼乐、王治、圣功。
在以《六经》为经典依据的道统谱系中，就是从伏羲神农黄帝到文王、武王、周公的传道脉络，并且主要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一，三代时期的教、治一体，是以治统教。由于这一阶段的儒家学者还没有能够对儒学作出鲜明的思想创新，故而他们主要还是沿袭早期儒家提出的道统谱系、道统内涵，将先秦、汉唐以来的有一定地位的儒者，统统纳入到自己编排的道统授受谱系之中。[13]叶适对儒家之道有一番自己的理解，他也肯定从尧舜到孔子的儒家之道的授受谱系。[3]周炽成：《唐宋道统新探》，《哲学研究》2016年，第3期。
特别是南宋以来不同学派学术争鸣现象更加突出，不同学派的学术宗旨、思想价值的区别突显。所以，宋儒建构的《四书》学道统论，充分肯定并发展了儒学的内圣、德教、心性之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而彭龟年把老师张栻的学说看作周程道统的正传，显然希望强化张栻的道统地位。同时也体现出宋儒如何以帝师、大夫的双重身份，在政治领域以道统教育帝王、以道统治理国家。
由于宋代士大夫群体的社会来源、政治出身均发生了变化，故而他们所要承担的政治责任、文化情怀、学术使命均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宋学的立场和视角是士大夫的，宋学兴起源于士大夫的文化自觉。在诸多不同学派中，由于程朱学派建构的道统论逐渐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成为道统论的标准版本，这并不是偶然的，恰恰是因为朱熹以《四书》为核心的道统论，能够更加鲜明地表达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主体意识。石介反复宣讲道统论和批判佛道，其目的就是为了强调中国文化必须确立儒学的主体性。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558页。二、儒学学统四起：谁是正学？ 宋代儒家道统说提出，还与儒学学统四起之际谁是儒学正宗的问题密切相关。
[9]苏轼：《居士集叙》，《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二十四，中国书店1986年6月版。[17]叶适：《宋厩父墓志铭》，《水心集》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注释：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和整合研究》（15 AZD032） [作者简介]：朱汉民（1954-），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认为自孟子以后的一千多年此道统已经断绝，故而才有魏晋、隋唐以来佛教的鼎盛及对儒家思想的冲击，他由此表明了自己将要继承儒家道统、复兴儒学的文化使命。
同样，《四书》学偏重内圣的人格修养，但是离不开外王的经世目标、政治治理，否则其内圣人格、心性修养、价值理想就永远无法落地，是一种空泛的道德理想。叶适在为其弟子所撰墓志铭指出：时诸儒以观心空寂名学，徒默视危拱，不能有论诘，猥曰道已存矣。
有庞眉名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石介所讲的道统论就是要强调儒家文明的源远流长和恒常价值，他说：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他们提出的道统论是与儒学复兴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儒家士大夫面临佛道挑战时的一种文化自觉。而《四书》体系道统论确定的道统代表人物是士大夫，他们首先是掌握儒家之道的士大夫，他们必须借助于自己掌握的知识权力才能够成为道统的主体。
譬如朱熹和张栻都是二程四传弟子，对儒家道统的思想内涵、经典文本、授受谱系十分接近，但是朱熹、张栻的弟子往往偏重于对本师的推崇，故而在道统的当世传人有不同看法。一般来说，《六经》学偏重外王的国家治理，但是仍然离不开内圣品德、道德教化、心性修养，否则就会失去其价值基础和信仰支撑，外王的国家治理、经世致用就会失去目标和方向。
道统思想体现出他们自觉继承历史文化、深入挖掘传统资源的精神追求而在春秋战国早期儒家的思想中，天的义理意义突显而成为思想主导，而其天神的意义已经淡化。
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汉武帝与董仲舒之间的有关天人三策的一场对话。
他强调要传承三王的王道政治，通过更化而确立德治、教化作为汉代的治国之道。他说：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从天人三策到《春秋》大义，表达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与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帝王之间在实现政治合作过程中的思想共识与政治盟约，最终推动了中华儒教文明的完成。汉武帝以后朝廷开始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是两汉的国家制度、治理方法仍然是王霸并用、儒法兼容。
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所以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合作关系，是因为帝王与儒生本来就各有自己的利益、立场、权力和观点。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汉武帝与董仲舒之所以能够通过天人三策而达成思想共识，是与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师生关系有关。其二，他们是师生关系，董仲舒是拥有知识权力的儒师，汉武帝则是急于获得长治久安之道的求教者，其次也可以看做是一场师生之间有关天人之际重大问题的传道解惑。
[5] 董仲舒肯定汉代朝廷能够建国，是因为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的天意合法性，所以他愿意服从、遵循汉武帝的政治权力，并且为这一政治权力的长治久安而效力。同时，天也是一个具有意志的大神，总是会通过自然界的万物生长来表达他的仁爱，譬如他说：五谷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为人赐也。
